走進紫藤廬的院子，唯一新式的大窗玻璃貼著兩紙古蹟保護的公文，上面寫著市長陳水扁。二十年前，這裡是黨外人士最常眷顧的文化場所。美麗島事件前，主人周渝已在黨外雜誌擔任編輯工作。他的父親周德偉，原任職海關署署長，紫藤舊宅一半是公家配的宿舍，一半是周家自己花錢蓋的。周德偉為海耶克的信徒，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著國民黨政府遷移來台。國亡家滅，璢公玔旁的紫藤廬，雖已重蓋了這麼一個古意盎然的周家新宅子，卻永遠掩不住時代的恨與傷。
那個年代，1950年，周德偉的家聚集了以台大為中心的知識份子，討論時政。批判蔣氏政權，反省國家為什麼亡了。中國沒落了，國民黨撤離了，知識份子不會甘心。他們辦《自由中國》，發《文星雜誌》。蔣家打不贏共產黨，卻打得死知識分子，周德偉那一代凋零了，給台灣留下一棟老宅和周家子女周渝等人。
周渝年輕時，就是一副老人相，他的臉就像一片捲起的上好茶葉，有刻紋捲角，但烘焙地恰到好處。認識二十幾年，他的相貌及衣著改變極少，下巴總適時留著幾根不太茂盛的鬍鬚。記得他年輕時，眼皮就已下垂了。承接著父親古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氣息，或許時代擔子太重，年紀輕輕已駝了背。守著他父親留下的大宅，破破舊舊的，還沒改成紫藤廬前，走起路來地板還會喀吱喀吱作響，好像隨時就要垮了。
周德偉死了後，兒子周渝把房子分租給台大附近的學生與外國人，因為有個院子，特別顯得有氣息，大家喜愛來住，他還把現在靠近廚房的邊間，免費借給立法委員林濁水、現任文建會駐巴黎文化中心代表廖仁義居住。一窩子下一頓飯都不知道在哪裡吃的讀書人，聚集周渝的老家，伴著紫藤老樹，花開花謝，度過了他們最困苦的歲月。美麗島事件後，周渝上街發傳單，那個時候，大家只知道反抗國民黨，沒有什麼思想武裝，周渝最常提到自由主義。他最愛寫大字報，紫藤廬馬路旁邊的圍牆，就是一面地景絕佳的民主牆。高雄事件時，周渝一張又一張地貼著大字報，連續抗爭了幾年。
周渝幫忙著受難者家屬參選，我特別記得周清玉，也就是姚嘉文的太太，第一次以受難者家屬出來選時，每一次演講都會播著「望你早歸」。我和周渝坐在根本不成形的貨車上，周渝低聲自語「這首歌是台灣所有民謠中最美麗的歌曲」。那是一個悲劇的年代，一段悲劇的音曲，有一個適時悲劇造型的人來告訴我們台灣五十年來最悲劇的自由主義歷史。
後來周渝把他爸爸的老宅改成了紫藤廬茶藝館，原本吱吱嘎嘎響的地板改裝了，踏起來不會擔心隨時垮了，有點穩了；不修邊幅的知識分子慢慢變成只是茶客，紫藤廬開始加入了一些仙子般的員工。周渝拿著毛筆字寫茶單，白毫、凍頂烏龍、菊花等，甚至有次還嘗試說服我，洗澡放些茶葉，泡個綠茶浴。
我們這些喝可口可樂長大的半洋小孩，看周渝簡直像個茶葉罐裡跳出來的古漢俑，只是穿了洋服。真是太不合時宜了！綠茶泡澡？我沒有遠見望之現今SPA，尤其周渝的長相更讓人可疑，是否凡喝了太多茶，就會長成那樣子？因此無從仿照。
紫藤廬漸漸成為反對運動記憶裡最美麗的堡壘。二十年來，所有的記憶都退去了顏色，只有紫藤廬的美麗未曾失落。當327，五十萬人集會後，我沿著新生南路璢公玔舊址，走進紫藤老院，水泉依舊，繁花滿地，紫藤廬的燈暗暗地在那裡點著，安靜中執著又孤獨地挺著。二十年來，多少不同類型的運動在紫藤廬的地上與壁上上演著，來的人都是反對運動佼佼者，壁上的畫也是台灣第一波新畫家。紫藤廬大概是最早展出台灣民間畫家如洪通、鄭在東、陳來興、邱亞才等人的文化空間。隨著紫藤老去，紫藤廬也像這些慢慢發跡的政治人物與畫家般，隨著他們人生盛開的前景，安靜地告別。紫藤廬永遠不屬於勝利者，永遠不屬於喧嘩之地，總是在吵嚷的台北首都中守著一個安靜的角落，堅持著一個靜靜的地點，紫藤老樹固執地每年花開又花謝，等待相信紫藤的老友。
今年的紫藤開得特別不是時候，花開剛沒幾天，春雨就下得特別多。沒一會兒，花瓣已碎落了滿地。我坐在紫藤廬院子裡，不想回室內了，就做再當年周德偉留下的石桌。馬路上的車聲很吵，可是壁間的水池聲卻永不停息地也要灌注它的生命。玻璃窗內，絡繹不絕的人們，有時髦的、舊裝的、60年代留下的知識老頭、90年代新生的獨特青年、還有那批仙子。說也奇怪，二十年了，仙子的人生不曾想轉到其他地方工作，歲月老了一點點她們的臉，但老不了她們的性情。
327，周渝又寫著它的大字報。二十年後，還是當年興奮的聲音，高興地說：「文茜，我跟你說一分鐘話，你們對群眾運動的定義講得太好了，定義太正確了，這是一個新民主運動的時代。」二十一世紀的紫藤廬，主人周渝又寫上它的大字報，還是貼在新生南路的牆壁上。他也學了新的技術，不只寫大字報，相同的內容透過網路傳送發出。習慣周渝老著的臉，年輕時就嫌他皺紋多，現在看著，好像二十年時間根本沒過，二十年所有的歲月都是假的，誰也沒發生什麼故事。
二十好載，老人仙子大字報依舊。但時代多麼容易倒退，歷史多麼容易反轉，民主多麼容易幻滅。只有紫藤花開又花謝，年年不變。
──原載《商業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