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築史及都市史上的價值──

就紫藤廬的地緣關係來看，它位於璢公圳旁，台大及師大之間。在日據殖民時代，羅斯福路、溫州街往北至金華街乃至仁愛路一帶，是日本公務員、教師居住的地段，本島人則集居在艋舺、大道埕一帶，不能在這裡落腳。作為殖民社會的區域配置而言，這是有種族隔離色彩的。而且即便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段，也有階級之分，越往北，越接近城市的中心，居住者的位階越高，房宅的格局也越大，往南則越小。所以目前我們還可以在仁愛路一帶看到日據時代大格局的房宅。這是殖民城市的佈局及殖民城市建築的一個特色。紫藤廬建築本身則既有上述日式建築的特色，又揉合了明治維新後西式建築的影響，有些房間已有西式現代建築語彙的元素。這類房子目前已所剩無幾，因為這一帶的地價房價奇昂無比，老房子很難逃離拆除改建、換取經濟利益的厄運。因此，今天紫藤廬能夠以古蹟的面貌保存下來，在建築史上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二）就都市史而言紫藤廬亦有其意義──

光復以後，周渝的父親周德偉，以及幾位崇尚自由主義的學者如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經常在此出入。殷海光的舊宅甚至就在後方的巷內。當時的紫藤廬可以說是自由中國雜誌以及團結在此雜誌以下的一群自由主義學者聚會議論的地方。這在台灣政治史以及社會史上有相當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周渝的好友杭之被捕入獄，一干關心台灣民主政治的朋友心情苦悶，鎮日在此喝茶喝酒，大發牢騷，於是有人就建議周渝何不乾脆賣茶？從此開啟了紫藤廬茶館的序幕。所以，紫藤廬是台灣現代茶館的第ㄧ家，也是都市公共空間亦即公共領域的濫觴。而這樣集政治異議份子、文化人、前衛藝術家們的聚會談會，訴諸於文字，往往就形成了報章媒體上的輿論。這樣的公共空間在歐洲十八世紀浮現的時候，有的發展成沙龍，有的則是咖啡館、小酒館，而在台北就發展成了紫藤廬這樣類型的公共空間。我覺得紫藤廬能否保存下來，用什麼形式保存下來，端看台北是不是巴黎、倫敦，是不是柏林、維也納，這是對台北市民的一個考驗。在這樣的基礎上，我認為紫藤廬就是台北市歷史的一部分，理應指定為古蹟。因為古蹟的指定與否和建築年代是否滿百年並無絕對關係，端看建築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而紫藤廬指定為古蹟之後，我認為還有兩層意涵應予重視：
（一） 完成古蹟指定的法定程序之後，我認為市政府都發局應該變更其住宅區為保存區，如此紫藤廬的土地市場價值被凍結，而僅有保存、使用的價值，紫藤廬此一古蹟的保存才算一勞永逸，才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二） 此次搶救紫藤廬事件引起了市民、政治人物、藝文人士以及平面、有聲媒體廣大的聲援及連署行動，而且連署人士達千餘人之多，並成功地促成了古蹟指定的順利通過。我建議關心文化、古蹟保存的立委們，應重視此一行動所透露的意涵，著手修改文化資產保護法中的古蹟指定方式，在學者專家背書、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指定的管道之外，另闢蹊徑，讓小市民也能透過連署人數達一定門檻的方式來捍衛他們心目中值得保存的古蹟。古蹟保存絕不是少數專家學者的專利權，如能比照紫藤廬事件，將古蹟保存與市民認同、市民參與相結合，將使古蹟保存更容易為市民接受，同時也是古蹟保存制度及觀念上的一大突破。
至於以後的經營權，我認為應和產權分離，政府部門不要咬住產權不放，而是居於監督地位，然後委託第三部門如民間文教基金會託管，再由官方、古蹟學者、藝文人士、周渝共同組成具公信力的管委會來運作。在維持現有的精神形貌。繼續經營原則下，財務及決策過程都可以公開，接受大家的監督。當然，既為公共空間，內部的空間使用大可再做詳細的規劃，如何回饋藝文團體使用，也可再做細膩的討論。
總之，關鍵不在財產的歸屬，而是空間的使用，如何用，誰來用，以及怎樣才不致斷送紫藤廬的特色及生機。我才不在乎它是誰的，我在乎的是誰愛護它，能維續它的精神生生不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結局就是政府某單位聲稱主權所有，然後收回去關起門來養蚊子。據我所知，大安區內許多零星公有地就有這樣「暴殄天物」的，我誠心希望這一次有關單位不要再把生機盎然的一個活古蹟給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