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有一年，韓國一枝庵茶道的掌門人龍雲法師來紫藤廬訪問，周渝為了答謝龍雲在韓國時對他的盛情款待，也為了希望展現中國的茶禮之美，找我琢磨展現形式。我那時靈機一動：周渝浸淫茶道甚久，又對中國音樂極為有心，而音樂又恰是我的本行，何不讓茶與樂來個對話？於是我們就在紫藤廬作了一次嘗試，先讓與會者喝白水、聽古琴，讓身心進入全然安頓的狀態，再以包種、烏龍、鐵觀音逐一對應生命時序以及樂曲意境。雖僅是初步的嘗試，但龍雲當時就誇讚說：「在日本看到了茶道，在韓國看到了茶禮，在台灣看到了茶藝。」

就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陸續辦了不少茶與樂對話的活動。

另外的因緣是：兩岸開放不久後，民族音樂界掀起了一股大陸熱，頂尖級的大陸音樂家來去匆匆，愛樂者對他們所知也僅止於浮光掠影，於是我在報上寫了些樂評，為這些音樂家的美學成就定位，同時也希望他們看到台灣根柢深厚的文化面。因此，九零至九四年間，就在紫藤廬及清香齋這樣非常人文的空間舉辦了幾場介紹音樂家的音樂會。這些活動得到很不錯的回響，也讓我認識了更多文化人。因為在此之前，我隱居了十幾年，在同齡的文化人中，算是出道很晚的。而這些音樂家也在此認識了台灣的文化人，同時認識了台灣對於中國文化所建構的一些思惟及評價。

解嚴之後，近十年來，「本土」一詞搖身一變，成為社會上絕對性的主流價值，為了彌補過去扭曲性打壓所造成的匱乏，難免造成本土觀的狹隘與偏頗。這使那些生命比較沈潛、深厚和漢文化有感情的人別有一番感觸。周渝本身是外省人，身上流露著中國傳統文人的特質，無時無刻不關心中國人的出路問題；我雖較悠遊於自己的領域，但「人」與「文化的未來」卻是彼此共同關注的焦點，有一陣子我們即因此而互動得相當頻繁。

我常覺得台灣文化人或知識分子有時沈潛性不夠，對社會主流價值的正當性有所異議時，往往不敢大聲說出來。我在三十年前即學北管，可以算是最早搞本土的人之ㄧ了。但這幾年我反過來說「中國」，原因無它：有一次我對南方朔說「知識分子總要比社會走前一步」。當社會重視本土的時候，不必多說，但當社會疏離古典的時候，就必須警告大家古典流失的嚴重性。一個社會沒有豐厚的古典，就沒有辦法創造新的東西出來。我想，如果一個都市連紫藤廬這樣的空間都不允許它存在的時候，奢言創造那絕對是假的。

台灣已經太缺乏歷史了，有的歷史甚至慘遭統獨觀的撕裂，大家都很難從「人」的立場看到每個人很真誠的生命所流露的一些成績。紫藤廬雖是周渝一手創造出來的，好像也和周渝畫上了等號，但如果沒有這些來來往往的人的互動，紫藤廬仍然是乾枯的。所以，紫藤廬從來就是一個公共空間，只是透過周渝這樣一個極具反思性的人，一步一腳印地構築起來生命的因緣來。

今天，我認為談紫藤廬事件，並不是要以朋友的立場來為周渝的生命成績可能被迫中輟感到惋惜，而更應該從「人」的立場來看：當一個人這麼真誠地為社會留下一些痕跡，而我們又有幸參與其中，我們當然希望它能繼續下去。這並不一定由周渝和我們這些朋友延續下去，應該薪火相傳，以後新的一代還能延續這樣的精神。我衷心希望：以後的人們走過新生南路時，可以看到台灣人文空間的建構史以及一個活生生的作品。

紫藤廬的一分一毫其實都能激發人的真善美。許多人的生命因之而有了改變，它可以有各種可能性，這不是指它未來另外形貌的可能性，而是其他生命體在此碰撞、共鳴的無限可能性。文化能和生命體有了對應，其實就和每個人都產生了關係，因此，紫藤廬可以是生命的一個座標，一個燈塔，一種可能性的探尋，它不僅僅是文化界的事情。

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即使是財政部的官員，都應該覺得「台灣能有個紫藤廬真好！」，也來坐一坐。對財政部而言，紫藤廬不應該是一個「業務」，而是一個可以來坐坐，來生活的地方。紫藤廬是活的，我們不希望在產權轉移的過程中，扼殺了它的生機。事實上，我們遠遠需要更多的活的創造性空間，更多的紫藤廬。不過話說回來，即使紫藤廬的歷史有760年，我也不希望它成為古蹟，因為深怕它的活力被限制了。我認為紫藤廬的生命是多向性的，並不只是保存不保存的問題。每個人對待紫藤廬事件的同時，其實也映現了其自身的生命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