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紫藤廬二樓過去是周渝的書房。周渝當時唸東海大學，不常在家。但只要他一回台北，我們一夥人就聚在他的書房談文論藝，臧否國家大事，談得興高采烈，慷慨激昂。我們也常在他家院子裡採了花就胡亂插戴，恣意地裝扮搞鬼；最近我無意間尋出一張老照片，怪模怪樣，自己都不覺莞爾。我覺得當時年輕歲月的無拘無束，快意逍遙，以及生命力的充分釋放，乃至幾近嬉皮的種種行徑，都構成了我慘綠少女時代的重要記憶，甚至我個人日後開展的文學生涯，也在當時萌發了幼苗。那些年輕生命高談闊論所迸發的智慧火花，往往成了我小說創作的靈感泉源之一。
1970年初我去了美國，之後又長住香港達十六、七年之久，對紫藤廬後來的演變並無所悉。選擇從香港回台北落腳之後，又驀然驚覺台北變化之大，幾乎已達面目全非、不可辨認的地步。於是，難得保存下來的紫藤廬成了台北的一個文化地標，對我這個常年流浪在外，居無定所的人而言，它讓我懷念、讓我想起從前，是一個可以讓歷史記憶具體彰顯的地方。
我很慶幸它確定被保存下來了，但我希望它能維持原有風貌，繼續傳承人文薈萃的氣息，讓更多知識份子、藝術家都能在此休憩、喝茶，腦力激盪，作為冥思沉澱或者整裝待發的心靈中途站。
(本文為口述記錄，為聲援1997保存紫藤廬運動而作)
